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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亚裔美国人的成长阵痛与觉醒
200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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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2006年5月1号Time 页码:P44—P49
文中参加采访人物简介:
Grace Change Lucarelli 33岁,台湾裔美籍,来自得克萨斯州Terell
Lucarelli希望她和丈夫Joe(白种人)刚出生的女儿能接受同时东西方文化
Rob Rasaga 32岁,菲律宾裔美籍,来自新泽西州Englewood Cliffs
成长时期缺少亚裔美籍人榜样的Rob现在在新泽西一所高校当老师,他说他可以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为此他觉得很骄傲
Mona Rahman 25岁,孟加拉裔美籍,来自弗吉尼亚州Blacksburg
Rahman和她的父母对“美国”的风俗习惯比如对班级舞会的看法不同
Nidhi Khurana 25岁,印度裔美籍,来自纽约州Poughkeesle
少年时,她发现没有医生能够理解她的双文化现象,后来,她选择临床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事业
Suzette Won Hass 32岁,韩裔美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Rancho Palo Verdes
Hass说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希望成为一名白人,那时她觉得说韩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但现在她后悔自己没有学好韩语
Mohip Joarder 28岁,印度裔美籍,来自纽约州Spring Valley
Mohip是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东西方文化兼收,热爱印度舞蹈。他是Parul Shah and Dancers舞蹈团的成员。这个舞蹈团表演具有现代风格的传统北印度舞。
共同的背景
他们的父母都来自亚洲,他们来自全美各地,生活经历相似。
他们之间还不熟悉,但已大致了解了彼此的故事。因此,当他们在纽约城一起吃饭时,25岁的Mona Rahman告诉其他人对她管得超级严的父母从不让她在朋友家过夜时,他们都会心地笑了。换句话说,他们处境相同。33岁的Grace Change Lucarelli带着德克萨斯人拉长调子的口音回忆说:“人们总取笑我”。在她居住的小镇上,只有少数几位亚裔美国人,她是其中之一。
他们分别来自德克萨斯州农村、新泽西州郊外、纽约州北部、弗吉尼亚州的小镇和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Orange County)。他们的父母分别由印度、菲律宾、韩国、孟加拉和台湾移民到美国。32岁的韩裔美国人Suzette Won Hass说,他们之间共享的,是那种“像是亚裔美国人中维系着亚洲人和美国人的一根纽带”的感觉。
第一代亚裔移民
亚裔美国人的特殊身份在40年前即1965年得到确认。当时,林顿·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签署了移民和国籍法排斥性的法案。该法案于1900年通过,之后,亚洲移民大幅减少,只有极少数亚洲人移民美国。1965年,民权法案生效。纽约大学社会学家杰索(Guillermina Jasso)说,该法案“废除了移民法里种族主义的因素”。从此,多数亚洲国家的移民配额从100人增加到2万人,其中,美国公民近亲及那些在工作中由于缺药医治或其他事故死亡的人士亲人优先得到配额。新移民法引发了一波移民浪潮,亚洲人纷纷涌向美国深造或寻找更好的工作。截止1980年,超过190,000名印度人――其中90%为大学生踏进这片新大陆。约13,000名韩国医生、药剂师和护士拿到绿卡。在美国的菲律宾人口增长了将近五倍,达到500,000人;而马尼拉大量的医生移民让当时的政客亮出了人才流失的红牌警告。
亚裔移民的美国故事是由连续涌入美国的移民串成的。第一代移民来到这里,努力奋斗以在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并希望最终为美国社会接纳。在当时,一方面,亚洲移民特殊的长相让他们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接受的高等教育和技术程度,让他们很快跻身中产阶级。他们没有住在都市里拥挤的族裔聚居社区里,而是分散地住在郊区,在那里他们常被孤立。
“过去的1965年一代的确很出众,”纽约大学的移民历史学家David Reimers说,“现在,同化过程越来越快了。” 1965年一代取得的非凡学术成就是得到公认的,他们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反射出这一代人追求成功的动力。这只是亚裔移民故事的一部分。
第一代亚裔移民的孩子----第二代移民(第二代亚裔美国人)
他们介于20岁至40岁之间,在横跨两个世界的“桥梁”上长大。在家里,他们接受刚到美国不久的父母对祖国传统的教育;出了家门,他们又受到迅速变化的西方社会文化的冲击。在纽约城,围坐在一起的都是第二代亚裔美国人,本文的笔者们也是,让我们来畅谈彼此成长路上的酸甜苦辣吧。
这一代人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却似乎两个世界都不属于他们,因此很多人说“没有归属感”。曾写过关于第二代移民心灵之旅书籍的韩裔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说,“他们必须自己开拓属于他们的领域。” 李昌来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新旧的移民故事,铸造新的亚裔美国人身份。由于自身混合东西方气质又具备美国人的活力四射,当他们踏进父母的祖国时,他们的与众不同自然十分引人注目。
画一张美国文化适应图,第二代移民父母的风俗习惯占一半,美国社会文化占另一半,正确的画法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倾向另一边,表示他们慢慢美国化了。而彻底同化可能只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越接近现代的亚裔美国人,他们的曲线越像一支飞镖飞行的路线:开始被孤立――迅速陷入――被同化――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
成长的烦恼
Faresha Ahmed孩提时期在新泽西的Pennington渡过,在那里,她看宝莱坞电影,参加令人激动的每年一度纽约城巴基斯坦独立日游行。中学时代,她父母的巴基斯坦文化对她来讲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融入美国。” Ahmed说。对她来讲,这意味着努力成为一名白人。她将头发染成金色,带上淡褐色隐形眼镜。当她母亲在印度羔羊比尔亚尼菜上撒上香料时,她总会抱怨:“这样我身上的气味太重了”。
进入费城Villanova大学后,Ahmed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他们背景各异,文化习俗五花八门。他们接受了这些多样性,并且相互帮助。现在,24岁她说,这是“东西方之间一种很好的平衡。”11月份,她和她的非亚裔舍友参加伊斯兰教开斋节(Id al-Fitr),然后又赶去参加圣诞节晚会――她父母从不庆祝的节日。她说,“我愿意同时接受两个节日,我都不排斥。”
但是,亚裔美国人说做到心情平静很难,这和社会学家认为他们被看成“永远的外国人”也不无关系。他们的长相经常给他们带来各种问题,比如说,“说真的,你是哪里人?”
26岁的Vanessa Deguia,少年时期在伊利诺州Riverwoods的芝加哥富人郊区渡过,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让她终于明白别人一直把她当成外国人,即便她的出生证上明明写着美国。她的一位同学曾告诉她,“你是我的亚裔朋友,你很有异国风情。”另一件事是,她的同学在咬了一口她妈妈做的菲律宾蛋卷之后,立刻就吐了出来,问她蛋卷是什么怪东西做的。“虽然我生在这个国家,我讲是英语,但我总是被当成外国人。”她说。
对天性极度渴望有归属感的小孩来说,被同学疏远是多么痛苦!于是,他们几乎不顾一切希望驱走这种疏离感,融入主流。多年来,少年时期的Mark Hong总是避开和他认识的爱荷华州达文波特仅有的另一名亚裔小孩,整天和白人同学混在一起――除他之外,都是白人。他们自称是学校里的“男子汉”。“我拒绝接受任何和亚洲人有关的东西,因为那不酷。很多亚洲人会打功夫,在亚洲餐馆工作。” 今年31岁的Mark Hong解释说。那时Hong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变酷。”他韩裔的父亲如今是一位卡特彼勒工程师。他对青少年时期的Hong毫无影响。
由于种族不同而遭到疏离和戏弄是移民小孩司空见惯的经历,这些亚裔美国人讲述的自己孩提时代的故事和“1930年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所遭到的社会排挤如出一辙”,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玛丽-沃特斯(Mary Waters)说。但是,包括那些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移民在内的上一代移民,他们往往毗邻而居,组成了内部群体支持组织。28岁的Marrisa Dagdagan是一位菲律宾藉医生的女儿,在伊利诺州的Burr Ridge长大,她说:“像我们这样的移民小孩找不到志同道合的。”
分水岭――大学时代
像Faresha Ahmed这样出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二移民都说,直到他们上大学,才学会真正肯定自己。
来自纽约东北港(East Northport)28岁的华裔杨雷蒙(Raymond Yang),高中时是学校里420名学生中3名亚裔之一。“我总觉得自己活在两个世界里,中学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杨说。他的父母来自中国。两个世界的中间地带仿佛只属于他一个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进入布朗大学。1995年,杨考入布朗大学,报到那天他看到了其他854名亚裔美国学生――足足占全部本科生的15%也来签名报到。“这真是一种文化震撼,我从没遇见过像我这样的小孩,”他说,“我们都是在努力成为亚洲人或美国人中挣扎成长的。我们确实是维系两种文化特性的一道桥梁。”大学二年级时,他和另外五位华裔美国人同宿舍,他的好朋友分别是来自日本、泰国、菲律宾、印度和韩国的第二代移民。
社会觉醒点燃了文化之火
接着,图上的曲线开始“掉头”,表明很多亚裔美国人从淡化他们与美国人的差异,转化成强调这种差异。
在阿拉斯加安克雷齐(Anchorage)长大的Arika Heshiki,四年级时,从她每周六上学的日语学校退学,因为她不愿意自己的举止谈吐像日本人。那时,每当她的中学同学对她讲“我经常忘了你是日本人”,她都很开心。但是,入读俄勒冈州里德大学(亚裔美国学生超过10%)之后,她开始接受她的传统文化。她和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亚洲同学会。同学会成员之间常常讨论做一名亚裔美国人该做些什么、该怎样做。他们组织了反对血汗工厂的抗议运动,为不同话题提供各类书籍(他们认为学校图书馆缺少的)。Heshiki甚至放弃了她父母为她取的英文名May,而使用她日语名字的中间名(日语的意思是“聪明伶俐”)。“我开始使用这个名字,因为我希望别人见到我时……嗯……会觉得我有点特别。”32岁的Heshiki现在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名律师。
Grayce Liu 的文化复苏则始于她读到谭恩美的一本小说:《喜福会》。这本书剖析了中国社会中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复杂关系。35岁的Grayce Liu在加利福尼亚的Rancho Palos Verdes长大,以前只和白人约会。那时,她讨厌讲普通话――她父母在家中交谈的语言。她在自己名字中间加了一个y――和另外两位叫Grace的亚洲同学区分开。“我不想自己和其他亚洲人一样,”她回忆说。但《喜福会》让她感觉自己像一名获得了“重生”的亚洲人,也让她对她母亲对她的严厉要求有了新的看法。她母亲表示“爱”的方式也和电视里整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不同,而是通过做很多可口的饭菜来表达她对女儿的爱。Grayce Liu甚至报名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大克鲁兹分部的普通话课程及中国历史课程。现在,她既是演员也是制作人,她最新的节目是儿童电视秀Bakaboo,目标是教美国出生的华裔说普通话。
两代移民
第二代移民的父母在忍受了令他们觉得耻辱的孩子青少年期的叛逆之后,现在看到孩子们接受了祖国的文化传统,他们感到很欣慰。“我被Grace所做的深深地感动了,” Grace的母亲Sue说(她依旧称Grayce为Grace),“她终于重视我教给她的一切了,我的心血没有白费。”父母一代和他们的后代终于达成这样的共识,这比仅仅只是跨越代沟困难多了。
由于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落差,因此,第二代移民的家庭至少应该接受部分西方文化,孩子们对美国的风俗习惯才不会感到那么太生疏。Sam Chang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高中读书时,他的韩裔父母亲对他参加了学生政党(student government)就感到很震惊。他们将这视为无关紧要课外活动,说他的主要目标是考进名牌大学。“当我在大一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学生主席是做什么的。”26岁的Chang说。他现在在亚利桑那州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加冕那年,他就像一位荣归故里的将军一样,收到了很多其他父母辈的祝贺。“他们只希望我完成学业,考入哈佛。”Chang 说。
小说《同名人》的作者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设身处地地观察了像Chang这样的亚裔美国人的挣扎。《同名人》是关于印度移民和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小孩的故事。“亚裔美籍小孩不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做事方式,”她说,“他们正在构成完全不同的文化词汇。他们要让水和油相互渗透。”
没有什么能比爱情的渗透更深刻
大多数亚裔移民鼓励他们的孩子找同种族伴侣,第二代移民也觉得这样做好处颇多。居住在费城的29岁韩裔美国人剧作家June Kim和一位韩裔美国人Shane Kim订婚了。看看,“他们之间不必解释诸如文化差别、家庭规矩及在家中地位等等这些问题。”然而,40%25岁至40岁的亚裔美国人都和其他的种族人结婚,而非洲裔美国人只占12%。Grace Chang和她的妹妹都嫁给了白人。一开始她们的父母都很不高兴,Lucarelli说他们觉得太不巧了。“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得克萨斯,”她说,她在小镇Terrell成长,“他们能指望什么呢?”
25岁的Nidhi Khurana已经在和印度裔美国人约会,过去三年她则一直和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保持来往。“这肯定会让我和父母产生分歧,”她说,“他们觉得很困惑。”她的父亲Sunil是一名肠胃病学家,1977年移民美国,他觉得要接受女儿的跨种族爱情“很困难。要知道,我们在印度社区很活跃,很有声望,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而且,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你也希望这种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这是每代移民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纽约大学亚太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陈杰克(Jack Tchen)说,这些第二代移民开始寻找一个中间的立场,从现代亚裔的模式中界定一个新的现代模式,又不完全和现代美国人的模式相同,这是社会学家所称的“身分确立”。对第二代亚裔美国人来说,它不是因为共同的种族、信仰或语言(除英语外),而是建立在共同分享的经验之上。
开拓者
这就是六位亚裔朋友的谈话。在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他们谈到了家庭、工作、生活上的困扰和趣事。他们讨论了自己的亚裔身份和养成的美国人生活习惯。他们承认已经孤独地走了很长的路程。来自纽约Spring Valley 28岁的Mohip Joarder说,“我从来没有可以自由谈论这些事情的朋友。”
此次谈话也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更加了解。32岁的菲律宾裔美国人Rob Rasaga说在他总觉得他的父母很保守,而他们却是勇敢的第一代移民。“他们不得不在这里奋斗,他们不得不是开拓者,”她说,然后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也许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最后,他接上她的话,“我们也将成为开拓者。”
事实上,他们也许已经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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